署名是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在公孙弘看来，一些人不用郭解支使就替他去杀人，可见郭解在民间的势力之大，就凭这一点还不该杀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交游郭解为荣、愿意为他出力、甚至为他杀人？除了郭解本人的名望和魅力外，还有社会因素。此时刚刚从贵族社会转入皇权社会，人们对于权力高度统一还是不习惯的，特别是日渐平民化的士人。因此蛰居地方的士人以及原来的贵族，总爱捧出一些杰出人物或特异人物作为领袖，有意无意地消弱或抵制朝廷的权力。郭解本身固然就有影响力，但一些地方豪强也在有意无意地捧他，希望他能成为民间领袖。郭解大约也感到这一点，人们越捧，他越谦卑，越退缩，但最终还是被捧杀。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就是此意。是不是这些士人就怀有捧杀的恶意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这也与社会转型期间士人特殊心理有关。

我们读西汉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许多士人还是怀念战国那个“权出多门”时代的。那时权力的分立，社会有较大的生活缝隙，有才能的人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在《答客难》中说，战国时期，诸侯争天下，才是“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时代，士人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现在“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贤不肖何以异哉”？没有了竞争，“贤”与“不肖”就没有差别。如果皇帝抬举你，你就会“在青云之上”，贬抑你，你就会被打压到“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一切以皇权为依归。西汉末扬雄对于先秦一些君王礼贤下士的行为万分向往。他在《解嘲》一文中列举了宁戚、管仲、侯嬴、邹衍等有才干的士人所受到的礼遇。用此以对比当时的“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这个时期，出身平民的士人如想有个较好的出路，只有走门子，攀龙附凤，低三下四，摧辱自己。

侠有的也是士人，但他们与普通的士人不同，靠自己的努力，充分实现自己，当然不能说毫无个人的考虑，毕竟还是传统对他们起的作用为多。这样，还不习惯大一统的士人、特别是那些受到伤害的司马迁之类的士人，对于游侠是充满了敬意和企慕的。蛰伏民间的士人、豪强等都希望侠能有更大声望，领袖群伦，这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心理期待，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于游侠热情赞美歌颂正反映了这心理期待。

正统人士如班固等不仅对游侠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而且对司马迁的关于游侠的观点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贱守节而贵俗功”，其理由就是游侠破坏秩序，这是大恶，怎么能仅据其一点小善而赞美他们呢？如果秩序是像他们想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那样井井有条，社会矛盾大多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人们也许能够安于既定的秩序，平安的度日。可是现实不是那样，生活在备受古今人赞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也不感到幸福。所以他感慨自己是“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因此，那些拯人危难，不居功，不望报的游侠自然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这是统治者最感恐惧和愤怒的。

四、遵守秩序就是一切——侠风泯灭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加强皇帝专权，当然不能容忍游侠这一类民间领袖存在。他对游侠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在意识形态上，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极端主义，也不像汉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士人追捧游侠的风气渐渐平息，皇权制度日渐完善，以武帝以后，平民游侠，干预公共事务的情状，基本消失。士大夫终于弄明白，在“权出一孔”时，荣辱升沉，皆是皇权之赐。因此大多进入犬儒状态，最多也就是发点牢骚而已。连牢骚满腹的扬雄也攻击游侠是：“窃国灵也（国家权柄）。”（《法言》）因为扬雄虽不得志，但毕竟还是在朝堂啊。

东汉初，当班固写《汉书游侠传》已经完全没有了司马迁讴歌游侠的兴味。在他看来游侠人品再高也是破坏社会秩序，就冲这一点就该讨伐。因此他不仅批评《游侠列传》所写的游侠，而且批评司马迁背离大道、宣扬、歌颂游侠。不过班固在郭解之后还是补写了一些“侠”，然而这时的侠与汉初朱家、剧孟、郭解迥然不同了。他们都做过吏或官，有的还被封侯。他们有点权了，但拯人危难不见了，抗上与反主流不见了、平和谦卑不见了。只有一点还类似原来的游侠，那就是长于交际，有人追随，仿佛游侠只有这一个特征了。只有这一点还能把他们从谨小慎微官僚群中识别出来。

《汉书游侠传》前部分照抄《史记游侠列传》，后一部分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人。这四位侠都生活在汉武帝打压游侠之后，充分展示西汉中后期侠者特点。如萭章本是京兆尹（首都长安市长）下管门房的，可是他随从京兆尹上朝时“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朝中贵人看重萭章忽略了他的主人，可见萭章在长安交游的广泛及声望之高。后来“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了萭章。楼护出身医者之门，与父亲以医术游长安，因能说会道，受贵人喜爱，改行，“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楼护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这与司马迁笔下的性格坚韧、口齿木讷的游侠根本不同。王莽家五人封侯，互争名望高低，长安宾客填满了五侯之门，但他们各有厚薄，惟有楼护能言善辩，谁也不得罪，五家通吃（这多么韦小宝），几乎得到王家五侯一致喜爱。楼护母亲去世时，送葬的贵人专车就有两三千辆之多。以至街坊邻居编了歌：“楼君卿出丧，五侯贵人来帮忙”。可见其派头。说好听点，这是乡愿；难听点，就是戏子。楼护唯一让后世津津乐道的就是一道名肴——五侯鲭。这是他的创造。楼护并非名厨，他发明这道菜也是沾了五侯的光。他与五家都有交情，五侯常给他送些本家独创的肴馔，楼护把它们合在一起，味道变得更美，惊倒世人，人们称为五侯鲭。

王莽专政时，其子王宇与其妻兄吕宽要劝谏王莽不要太过，在家门上涂血，后来被王莽发现，怒极，杀其子，吕宽逃走。楼护此时为广汉太守。因为与吕宽父亲是朋友，吕宽逃到他那里避难，吕宽把他逮捕交给王莽，莽很高兴，封楼护为“封息乡侯，列于九卿”。这还是侠吗？楼护一生是一帆风顺的。

陈遵是中国诗史上的名人，他的两件事经常被用来作典故，一是好酒，酒肉相属，昼夜呼号；二是好客，“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弄得有急事的客人狼狈不堪。其一生并没有扶危救困的行为，他与侠类似的地方就是好客，而且逮住客人就不让走，车骑满门。

原涉处在汉末乱世，皇权衰微。他不像陈遵，只是让客人陪他喝酒，他的宾客往往是他报仇杀人的打手，原涉睚眦必报，杀人很多。此时王莽已经穷途末路，没有能力打压他了。不过最终原涉还是被更始帝部下申屠建送上了刑场。

班固笔下的这些侠者多是精于牟取利益之辈，在太史公看来无非就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让真正的游侠感到丑陋的人。把这些人与朱家、剧孟、郭解等量齐观，正是司马迁所悲哀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这倒不是班固之“不察”，因为在班固看来，他处在“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的时期，强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侠与秩序为敌，自然是罪不容诛的。

中国文化其实就是游侠文化，老百姓心里都有一颗游侠梦。对于统治者来说，游侠的存在多多少少对现有的统治产生威胁。尤其是外族的统治元朝和清朝，怕的是汉民的游侠情节。所以禁武器，禁海，文字狱不一而足。以至于道路以目，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汉人的觉悟，不能说，不能动，不能拔刀相助，不能路见不平，只能牛不饮水强按头。只是汉人骨子里的倔强和反抗精神，是不可能被长久压制的。最后为了更好地统治异族人不得不学习中国文化。元朝统治者排除汉文化，终究是不到百年而终。满族人学习经验，勉勉强强三百年。民族要有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游侠精神，仗义疏财，敢作敢为，勤劳俭朴这些性格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沉淀在骨子里的。不能简简单单的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

美国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是牛仔精神，他们保卫的是自己的利益；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的游侠精神，我们是保护的他人。美国人民手中握的是真枪实弹，射出去的仇恨、正义；中华民族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砍出去的是不平。

随着中华的崛起，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游侠精神会重新回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要仗剑走天涯，铲除路不平。我们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两肋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