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周可算是贵族社会，到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贵族社会逐渐解体。侍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弱攻昧，在你死我活的暴力竞争中，权力日益一元化，在诸侯国里权力向君主集中，诸侯国之间权力则向强者集中，最后秦灭六国，权力集中在秦始皇一人手中，实现了从贵族社会到皇权社会的转型。侠就是在这个数百年的社会转型中产生和兴盛的。

如果说贵族社会是在“周礼”约束下的制度化的分权的话，那么，侠的产生则是在贵族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一种非制度化的分权，而且是对日益发展的集权的一种抵制。贵族行使权力，因为它是那个垂直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而侠的权力来自通过横向联合积聚起来的力量。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侠，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有权、有土、有势、有钱，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煽起了一股游侠之风，扬名千载，成为向慕游侠者的偶像。特别是信陵君，他对侯嬴的谦恭与侯嬴最后“临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成为礼贤下士和士人以死报知己的经典。信陵君是侠中之侠。

二、从贵族的侠到平民的侠

秦灭六国，一统皇权，本来就很苛酷的秦国政风（所谓“虎狼之国”）与法家理论结合形成了极端的皇权制度。此时，以吏为师，权出一孔，都来自天子，对社会实施了严控制。六国贵族都变成了平民，彻底无权。侠风被打压，再想像战国时期那样搞横向结合，积累和发展个人权力去做侠是不可能了。然而，六国残余还在，“四公子”煽起侠风也不会完全泯灭。如楚人项梁与“吴中贤士大夫”的交游，张耳、陈余“变姓名”处于流亡地下状态，黄石公桥下传授张良兵法，乃至张良花钱雇人暗杀秦始皇……。这些都是不能被当局发觉的。这是一股民间的暗流，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六国的贵族和向慕游侠风尚的人们。汉高祖刘邦就是其中的一位。秦王朝正是被这些有侠气的人们颠覆的。

刘邦生于楚考烈王七年（前256），正值战国之末，可以说是与“四公子”同时（刘邦6岁平原君卒，14信陵君卒，19春申君卒），家乡在沛（苏北），与信陵君所在大梁（今开封），孟尝君根据地薛都很近（刘邦做亭长时还到过薛），游侠之风波及到沛。从他的不治家人产业、好交际、朋友众多来看，也是侠的做派。好侠，自然崇拜侠中之侠的信陵君。刘邦做皇帝后，数次出关，如过大梁，必去祭祀信陵君。高祖11年12月刘邦最后一次路过大梁，除了祭拜之外，又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陵人，他们的责任就是“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刘邦为战国时的贵族侠画上了句号。

汉代秦之后，虽然仍是“汉承秦制”，但权力非集中皇帝一人。特别是文景时期，政尚宽松，陆续废除了一些苛法，统治者倡导黄老，社会上弥漫着无为而治的氛围。在这种社会管制比较宽松情况下侠再度兴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然而，这次兴起不是贵族侠，而是具有贵族精神的平民。

什么是贵族精神？体现在任侠上就是“忠敬勇死”，或者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段话可以概括为四点：为他；反主流；敬事；谦逊。汉初的侠与战国时不同，其出身可能是士人，但身份就是布衣平民，其做游侠的目的也与战国时期的侠有区别。

战国时的侠利用其地位及社会资源，发展个人权力，目的还是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汉初的侠在形式与过去一样，如有人追随，为人谦卑敬业和干些最高统治者不喜欢的事等方面类似。可是其目的却在于干预公共事务，其效果是“为他”。在司马迁看来游侠的本质即在于“为他”。“为他”是注重公义，也就是后世俗语所说的“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然而这时侠的“为他”与后世的一般人的“为他”是有区别的，后者是由于道德感的激发，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于职守的习惯。先秦的侠大多来自“大夫”“士”两个阶层。用今天的话说大夫多是执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员。自西周以来他们世代相承，几百年来逐渐养成了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虽然经过了世事的变动，公共事务早归各级官僚管了，但由责任和荣誉形成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被皇权扫荡得干干净净（其实秦始皇极端主义的绝对统治也就十几年），必然还会残留在一些早已没落的贵族的身上，只要机会合适就不免要表现出来。

《游侠列传》记载的第一位大侠朱家就是秦末汉初人，与刘邦同时。身处社会动乱时代，他勇于救人，光是士人就有百十人，平民百姓不可胜数。为什么他以救助别人为自己的义务，仅用同情心是不能解释通的。其中必有一种责任意识起作用，或是宗教信仰、或是职务规范。看来不是前者，只能是后者。但不是现在的，而是过去的职务观念的遗留。

司马迁说，那些贵族的侠，有权、有势、有土、有钱，得名也易。至如那些身处闾巷的布衣之侠，他们都是靠自己的修行，名扬天下，知者无不称贤，才是最难的。《游侠列传》较为细致地描写了郭解。其实郭解的性格素质并不好，少时为人阴贼，所杀甚众。中年以后，改弦更张，以德报怨，施予而不望回报。列传记了他三件事。一是，郭解的外甥仗着舅舅的名声势力欺侮人，被人杀死，杀人者跑了。郭解的姐姐怨弟弟不为她复仇，便把儿子的尸体扔在道路上，不埋葬，丢郭解的脸。杀人者怕郭解追杀，自动找到郭解说明情况，郭解说，错在我的外甥，把他放走了。自己埋葬了外甥。二是有人故意在郭解出行时挡他的路，而且特别倨傲，郭的门客要杀掉此人。郭制止了他还说：“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后来，郭解还在暗地帮了他许多忙，得到谅解。三是洛阳有对仇人，洛阳当地“贤豪”劝解多次，无效。郭解到洛阳把这对仇家化解了。然而郭解感到自己夺了洛阳“贤豪”权力，于是连夜离开洛阳，使外人感到仇家的和解乃是洛阳“贤豪”劝解的结果。这三件事在今人看来郭解活得多累啊！郭解就是靠这种“累”，修行砥名”，让社会认识自己。司马迁说，这些侠都是“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啊。人们认识了侠，也给侠带来无穷的麻烦，甚至是灭亡的厄运。

三、捧杀与打杀——“民间领袖”的命运

汉人关于游侠的记载突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交游遍天下，有众多的朋友。如朱家无钱无势，但“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关（函谷关）东”的人们都愿意与他交成过命的朋友。文景时期，大将军周亚夫率军讨伐吴楚之乱，途经洛阳，见到大侠剧孟，认为吴楚造反没有把剧孟拉入其中是一大失策，因为剧孟背后的力量可敌一国。其实，剧孟“家无十金之财”，他的力量来之于交游遍天下。剧孟的母亲去世时“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司马迁见到过郭解，他眼中的这位大侠是“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受到人们的拥护。汉武帝时，为了把关外“豪富”全部控制起来，把他们迁徙到首都长安附近的茂陵，被迁徙的名单中也有郭解。可是郭解家贫，不够“豪富”（应有三百万的家资才够格）的标准，于是卫大将军在汉武帝面前说：“郭解家贫不中徙。”汉武帝说：“一个平民百姓，竟有将军替他说话，他家不穷”。于是郭解必须迁徙，但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也被郭解的“粉丝”杀了，对此，郭解毫不知情。到了郭解搬迁那天“诸公送者出千余万”，朋友送给他的钱超过千万，郭解只是在上路之前才真正符合了被迁居茂陵的资格。郭解名满天下，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到了茂陵，无论认识不认识的，纷纷以能与他交往为荣。后来，汉武帝终于借故“族诛”了郭解。郭解罪在哪里？一介平民，居然有那么多“粉丝”！有了支持者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就能决定他人的死生，这在皇权社会中是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不管郭解中年以后如何自律、如何守法、如何谦卑都是不管用的。《左传》中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一统时期是小人无罪，有势力则有罪。郭解被族诛的“判决书”中说：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