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对我来说算不上多顺利，过完年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带着那份合同只身去了北京。

那天宋与眠送我去了机场，可不知怎么，到了临别的时候，我们反而格外的沉默。

期间的联系也不少，三四月的时候，我们还会约着见面，但随着项目的推进越来越紧凑，渐渐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联系频率已经淡去了很多。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宋与眠，因为她哥哥的意外逝世，使得她的母亲格外的脆弱与敏感，随着年岁的老去，对于宋与眠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即便我们兜兜转转地又走到了一起，也是阿姨拗不过宋与眠，无奈的成分占的更多一些。

所以，在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同意我们交往前提下，对于再放任她仅剩的女儿跟着也离家北上这件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于她与她母亲之间的关系，我也不好作为一个外人去干涉，而对于宋与眠和我之间，我也不想勉强她做出这样残忍的选择，我想现代社会通讯、交通也都算的上便捷，若要是坚持维系，那也一定会有比较折中的办法，

然而我们显然都低估了这看似算不上多远的距离，她虽也说过会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调动到北京的事务所来，可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我们来说，也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容易，在尝试一次碰壁之后，我也没再问之后的下文。

就像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延伸的沙洲一般，工作性质导致的时差和距离产生的隔阂在漫长的时间的推移下逐渐积沙成塔，等我在某个午夜终于回过神来想起宋与眠的时候，距离她上一次发出来的讯息，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

这让我再一次感觉到强烈的恐慌，然而被搁置的讯息又何止是那么一两次，久而久之像是有了默契一般，在前不久的某个节点，通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停止在最后一个晚安的表情包上。

拿起手机想主动说些什么的时候，也不知从哪一句开始。

在那之后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放弃这边的拍摄，就此回到上海或者箱洲，总是是可以让我和宋与眠一起生活的城市，可每每冒出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天宋与眠对我说的话，自私也好，赤诚也罢，她希望我可以做好这些事情，而我在那个当下虽然心中有千万的不舍，最后还是从发紧的喉咙中挤出一句“好”，然后，交换了一个很轻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