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14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特别渎职罪”之名下令逮捕了“东京佐川急便”前总经理渡边广康、前常务董事早乙女润，同时被捕的还有“平和堂公司”总经理松泽泰生、“市原观光开发公司”经理大内美知夫。逮捕的前一天，特搜部还与东京警察厅合作，对渡边等人的住处、办公室、别墅等进行了多处强制搜查。1992年3月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对渡边广康等人提出起诉，起诉书中说，自1989年12月到1991年3月，渡边和松泽两被告在明明知道平和堂不动产公司等4家平和堂集团的企业因股票投机失败，失去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谋取私利，两人合谋以东京佐川公司保证的形式直接贷款，给公司造成约245亿日元的损失；早乙女润、大内美知夫两人明知市原观光开发公司因投资失败濒于破产，仍以东京佐川公司作债务担保，造成了400亿日元的损失。

据佐川公司的内部资料，通过佐川公司前负责人之手流出的非正当资金总额达5300亿日元。其中约有1142亿日元的资金流向暴力组织稻川会系统的企业，590亿日元以债务担保和贷款的形式流向扮演疏通政界角色的平和堂集团公司，440亿日元流向市原观光开发公司。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不动产投资，其余用于股票投机，但由于泡沫经济的破产，股票交易损失严重。

从表面上看，佐川特别渎职案是一桩经济案件，但问题的要害是去向不明的巨额资金的流向。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资金除非法流向数十家公司企业外，还以各种名目流入政界。

佐川集团公司在日本运输业中赫赫有名，运输网络遍及日本各地。而东京佐川公司又是其中的骨干企业，雇员近4000名，营业额占佐川集团总营业额的20。渡边广康攀附上佐川集团后很快发迹，并逐步进入日本的上层社会，与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有广泛的交往。有报道说，渡边广康“出手大方”，常与政界人士等出入于银座的高级酒吧和夜总会，有时一个晚上就挥霍掉上千万日元。客人吃喝不算，临走还领到上百万日元的“交通费”。据《产经新闻》1992年2月15日报道，有一次渡边广康的办公室里放着20个纸袋，每个纸袋里装有5000万日元，渡边对公司其他负责人声称，这些钱是送给政治家的。还有报道说，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政界人士中，有130名议员得到过渡边的捐款，总额达百亿日元。有关人士证实，佐川集团公司负担过全国约250个国会议员秘书的工资，其中约150人是由东京佐川公司负担的，这些人的名字写入工资帐簿，按公司职员的待遇发给工资。由于渡边广康广泛地贿赂政界人士，使他具有很大的能量。据同案犯松泽泰生说：“渡边广康一个电话打出去，就能决定谁当大臣。”

东京佐川渎职案事发后，日本政界是否受贿问题成为新闻界、司法界、在野党和国民关注的焦点。一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不无忧虑地表示，“最坏的事态发生了！自民党将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92年秋天，正当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搜查步步逼近东京佐川疑案的核心时，1992年8月27日金丸信突然承认曾接受过东京佐川公司的5亿日元“政治捐款”，宣布引咎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会长的职务。此举使自民党领导层大为震惊。宫泽首相、加藤官房长官和绵贯自民党干事长等纷纷提出挽留，要求金丸信收回辞呈。但金丸信辞意坚决。8月28日，宫泽首相决定接受金丸信辞去自民党副总裁的要求，并将此决定正式通知自民党四位领导人。日本各在野党一致认为金丸信辞职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传金丸信到国会作证，以彻底查明佐川案件真相，并要求尽早召开国会临时会议。

1992年9月28日，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数量限制罪，向东京地方法院对金丸信提出起诉。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裁决，判金丸信犯有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课以罚款20万日元，并于当天将裁决书的副本送交金丸信。如果金丸信在两星期内不要求进行正式审理，其罪名将正式成立。法院作出如此判决之后，舆论界和在野党做出强烈反应，认为量刑过于轻描淡写。

在象征性地交付了20万日元的罚款后，金丸信居然在次日便踌躇满志地恢复了政治活动，似乎一切压力已烟消云散，他又可以率领自民党的主流派来重兴“政治改革”大业了。

这种对社会正义的公然亵渎，对民意的漠然视之，是对近年来高唱“政治改革”和“政治伦理”的自民党的绝妙讽刺。

金丸信在“隐退”了5周以后，只是就此事“带来的麻烦”向国民轻描淡写地略表歉意，便重新在政界露面。这不仅激怒了广大日本国民，连自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他们便互相串联，纷纷发难，从而使得自民党的后院也“狼烟四起”。

从此案东窗事发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自民党，到这个份上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199z年10月8日，宫泽派和渡边派的7名资格不老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旨在恢复对自民党的信任的组织，并要求金丸信在预定于10月底召集的临时国会会议以前“按照惯例了结此案”，即要求金丸信退出自民党。此外，在宫泽派和渡边派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两派的头面人物还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以谢国人。此后，党内对金丸信本人及其亲信——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不断加强攻击“火力”。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前首相竹下登却始终不表态，而竹下派的“七大金刚”的原有裂痕日益加深，桥本龙太郎等人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谋求以“集体领导体制”来取代独断专行的“金丸——小泽”体制。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竹下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按其任期长短，分别碰头协商。在分析了日本列岛的强烈反应后，大家一致认识到这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势比洛克希德案件和里库路特案件揭露时还要险恶，如今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应倾全力来恢复竹下派的威望。但是，在如何行动上竹下派的立场并不一致。竹下派中的“少壮派”主张通过严肃处理金丸信来取信于民，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则企图通过袒护金丸信，使其主子逍遥法外，来蒙混过关。

除了竹下派以外，自民党的其他派系头面人物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各派秘书长的联席会议上，对金丸信的赞誉之词竟充斥耳际。似乎只要表示出对政治改革的决心，金丸信丑闻案便可从轻发落了。然而，日本国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只有从严查处这起丑闻，才更能表明自民党的政治改革决心。

自民党及其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对查处金丸信丑闻态度冷漠而热衷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使得自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都觉得太过分了。曾连续17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内阁各主要职务的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就在一次有内阁要员和竹下派首领出席的座谈会上公开警告道：有派无党，有派无国，有派无民。其他许多原先的铁杆保守派人士，这次也明显感觉到了危机，并向金丸信猛烈攻讦。

与自民党连拖带顶的策略相反，各在野党却抓住这一机会穷追猛打。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要求严惩金丸信。他们又是上街宣传，又是搞民意测验，还分别向地方议会提出建议。各党还相继成立了“政治改革行动委员会”、“佐川丑闻特别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公明党书记长还要求在传讯金丸信的同时，传讯前首相竹下登，因为金丸信通过东京佐川快运公司原社长渡边广康与黑社会的接触，正是为了竹下登能顺利入主首相府。在小泽一郎看来，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竹下登。正因为如此，小泽强烈要求竹下登与金丸信联手，共度时艰。因为金丸信倒了，接下来便是竹下登。

竹下登一直认为，他出来讲话的时机还未到，在这个风头上他没有必要为金丸信分担什么，况且他早已不满于竹下派内事实上的“金丸——小泽体制”。在他拒绝出头露面之后，竹下派内的反小泽势力便加紧了活动，他们明确提出了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将桥本龙太郎和前干事长小渊惠三增设为该派的副会长，以此牵制日益坐大的小泽一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