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看似是政府让利或增加支出，但长远看，都是在‘培育有效需求’，是在为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培厚土壤，让国内消费这个轮子真正能慢慢转动起来，顶上去。”

正说着，马车驶入了刚刚建起不到一年的政务院大楼前的广场。

这是一栋融合了传统和现代风格的宏伟三层砖石水泥建筑，门前矗立着高大的旗杆，新华的赤澜旗迎风飘扬。

三人联袂下了车，步入政务院大楼邓智宸位于二楼的办公室。

房间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大幅的新华疆域图和各类经济数据图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旁边立着几个高大的书架，里面塞满了账册和文献。

邓智宸请李良和郑立辉在靠窗的皮质沙发上坐下，亲自用白瓷杯沏了一壶上好的龙井茶，然后拿起一支粉笔，走到墙角挂着的一块小黑板前。

“总理，立辉，我们接着刚才在路上说的。”邓智宸推了推眼镜，神情恢复了财政部负责人特有的冷静与严谨。

“第三，就是要优化财政。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节流，更是要改变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效率。”他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了“优化财政”四个字。

“当前的财政困境是结构性，收入因贸易断绝而锐减，而军费支出却因战争需要而刚性增长。我们不能像西班牙人当年那样，一味地指望金银来填补窟窿，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优化之道在于下决心将一部分‘消耗性支出’转变为‘投资性支出’。要果断削减那些纯粹的、不产生长期回报的一般性行政开销和泛泛的补贴。但对于那些未来能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或能节省更大社会成本的战略性项目，不仅不能砍，反而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投入。”

“比如，加大对北瀛和吕宋拓殖区的投入。这笔钱看起来是花在遥远的海外，但这不是浪费，而是为我们开拓新市场打下桥头堡，是‘开源’的前期投资。这笔钱花出去，未来或许能带来十倍、甚至百倍的贸易收益和战略回报。”

“再比如，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老郑刚才说的大规模政府投资，方向是对的，但必须精准有效，避免浪费。我们现在不是要建一些彰显政绩、华而不实的豪华官邸或者花园广场，而是要集中我们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去修一些能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工程。”

“比如，修建从始兴港到分州的马拉轨道，而且为未来升级为标准铁路预留空间，还要在各大拓殖点之间大力修建夯实的硬化公路网，对现有的一些港口和码头进行升级改造。这能立刻盘活国内的资源，降低工厂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运输成本，从而增强我们商品在未来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笔支出，看似是政府花钱，实则是为整个经济‘修血管’，其产生的长期效益远大于投入。”

“除此之外，我强烈建议，政府可以考虑面向社会发行‘战争债券’或‘建设债券’，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增铸货币这一单一手段。我们可以向国内那些拥有闲置资金的商人、作坊主、乃至有一定积蓄的普通市民公开发行专项债券，明确约定利息和期限，并承诺以未来的国家税收、特许贸易收益或国有矿山利润作为偿还担保。”

“这有三大好处，首先便是将民间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国家最急需的方向，避免单纯增发货币导致通胀。其次，增强国民对战争的参与感和凝聚力，让他们觉得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是在共同承担责任、分享收益。最后，是测试和培育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为未来建立更成熟的国债体系、甚至证券市场积累宝贵的经验。”

李良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就是说，政府的花出去的钱要用在刀刃上，而且要花得更为‘划算’，追求最大的乘数效应，让一块钱能撬动十块钱的效益。”

“正是此意。”邓智宸肯定道，随即在黑板上写下第二个标题“精准货币”，然后转头朝郑立辉笑了笑，“老郑在路上提到的量化宽松，其政策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精准’二字。我们在向市场投放货币时，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进行精准‘滴灌’，确保那些需要‘水份’的工厂和企业能及时获得‘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