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曰：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

“若是参考唐朝的两税法实行一税制，上田应该征收一斗一升、下田则是七升。”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朝堂大臣按照出身籍贯，对此激烈争论。

此时朱由检只能庆幸，苏松江浙人不准任户部官的规定一直在严格执行，否则苏松的人在朝堂上，会和其他人吵翻天。

最终，韩爌跳出来和稀泥道：

“臣以为除了苏松二地和官田之外，南方其他民田平均赋税可降至二斗。”

“北方则降至一斗五升，临近边塞的降为一斗，塞外苦寒之地降为五升。”

“如此国用可足，百姓负担也轻。”

南方官员对此仍有不满，朱由检则问他道：

“这样国用可足吗？”

“韩学士有没有算过，能够征收多少呢？”

韩爌当然算过，说道：

“此次清丈田亩极为严格，臣估算按新制度量衡大约能清丈出八百万顷，超过国初的八百五十万顷。”

“以南北田土各半、南方四百万顷估算，四亿亩每亩征二斗，就是八千万石。”

“按照地方存留四成估算，有四千八百万石能够解运朝廷。如果储藏运输损耗两成的话，那就能运到京城三千八百四十万石，满足朝廷和京边各军、包括辽东军队所需。”

这是只计算南方就能收到的赋税，朱由检闻言非常满意。

但是南方官员就很不满了，责问道：

“怎么只算南方，就不算北方呢？”

“南方四百万顷，北方也不少于此数。”

韩爌向他们解释道：

“北方如今多灾，陕西、山西现在都是全部留存，还需要朝廷运粮救灾、支付军费。”

“河南盗匪遍地，很可能步山陕两省后尘。剩下的北直隶和山东也多有地方遭灾，很难说能提供多少赋税。”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北方已经很难向朝廷提供赋税，只能依靠南方。

所以朱由检在张溥闹出事后，就尽可能地提供支持，让奴婢打击大户，在南方实行新税法，多征收些赋税。

他和韩爌、毕自严等人都是这样打算，但是南方官员却不愿老老实实多纳税。李长庚道：

“南方同样遭灾，臣的家乡麻城，去年就遭了旱灾，前年遭受洪灾。”

“崇祯元年的时候，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

这也是个事实，群臣听到这里都无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风调雨顺。

难道真像皇帝所说，是人间杀戮太过导致天神难以就位，所以如此多灾？

朱由检叹息着道：

“国事艰难，咱们君臣就勉力维持吧！”

“南方气候比北方湿润，发生水旱灾害也很少绝收，不会像北方会赤地千里。”

“而且南方的野菜、鱼虾也更多，对这些可以免税，允许民众采集。”

“周定王的《救荒本草》等救荒书籍，少府寺要大力印刷。”

“荒政考核要纳入考成之中。”

这些虚言，并不能让南方官员满意。

他们还是认为从南方征收八千万石赋税实在太离谱了，要求予以减免。

最终，朱由检道：

“八千万石，的确不可能全部征上来。”

“这样，南方平均每亩二斗的税粮不变，但是每年留出一二千万额度，留给受灾地区减免。”

“收上来的六七千万石仍旧四六分税，起运朝廷的赋税达到四千万石即可。”

“多出的就在太仓、武昌等交通方便的地方建仓库，招募劳工兴修水利。”

这个数字，相比之前的起运四千八百万石，一下子减少八百万。

但是南方官员仍嫌太高，韩爌则有些忧心道：

“四千万石粮食运到朝廷，损耗两成就只有三千二百万石。”

“从京城运到地方再损耗两成，实际可用的只有二千五百六十万石，甚至可能更低。”

“折成银子的话，只相当于一千多万两。”

“朝廷九边和辽东所需，就能把它耗尽。”

九边一年的饷银，大约六百多万。辽东所需的辽饷，则是五百多万。

两者加起来就是一千多万，是朝廷如今最大的负担。

而且朝廷的钱粮总不能都用于边饷，京城官员和京营还需要银子呢！

李长庚久在户部，指出他的漏洞道：

“辽饷是需要全部由朝廷支付，但是九边各军，朝廷和地方各支付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