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薇露口中的这个记者，在伊莎贝拉与阿尔伯特今天刚走出外交部与印度部办公室大楼时便截住了他们。他似乎已经在门外蹲守了许久，想要找到一个可能知道一点与詹森袭击有关消息的政府职员。很聪明地，他没有直接向阿尔伯特询问，而是追着伊莎贝拉，希望能从她的口中套出一点对于詹森袭击的看法。

“这对苏格兰日报来说十分重要，公爵夫人。德兰士瓦共和国一直以来都在争取大不列颠控制下的独立，就如同我的苏格兰同胞也在一直为独立而呐喊般。鉴于丘吉尔家族中曾经出过一位女性战地记者，并且对布尔战争发表了不少反对的看法，您作为马尔堡公爵夫人，又创办了慈善协会，想必不可能对此毫无任何看法。”

在那瞬间，伊莎贝拉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表明乔治·斯宾塞-丘吉尔政治立场的好机会，毕竟，这是一个该角色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但对眼前这名记者一无所知，仅仅只在今天上午了一篇他所写的报道，伊莎贝拉并不确定由他来报道这一点，是否能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因此她只是礼貌地回答着——

“现在南非的局势还尚不明朗，擅自做出任何评价在这种时候都是不理智的，作为一个公爵夫人，我很清楚我的话语所具备的分量，任何我所说出的话都有可能对如今大不列颠与殖民地之间的敏感关系造成影响，而这是我绝对不想看见的情形。如果你仍然想要采访丘吉尔家族的人，不妨将你的名片留下，也许乔治·斯宾塞-丘吉尔先生会有兴趣接受。”

那张由埃尔文·布莱克递来的名片此刻就躺在她的手包中，安娜取了出来，并且交给了一名男仆，吩咐他前去联系对方。

在采访这种事上，伊莎贝拉的首选当然是玛德，然而这并非是计划好的采访，而是在她决定前往伦敦以后才定下的事宜。在这个电话还尚未普及到私人家中的年代，临时要联系到一个人实在是一件过于困难的事情。安娜派人联系了玛德任职的杂志社，还派一名男仆乘着马车前去了她的公寓，但两边都扑了一个空，公寓里值班的警卫今天早上刚刚换班，而他宣称自己没有见到玛德。联系不上她，伊莎贝拉便只好放弃了由她来报道的想法。

由于在一个小时以前，安娜就已经换装成了乔治·斯宾塞-丘吉尔的模样，进入了这间宅邸，并装模作样地假装上楼自行更衣了，装扮好的伊莎贝拉只要穿过相连接的房门，从次卧中走出，便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了。她在门厅里等了一会，便看见阿尔伯特，与打扮成了自己的安娜走了下来，安娜仍然戴着有面纱的宽檐女帽，遮住了她的大半张面庞，除非刻意凑到跟前去看，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

“我们该走了。”阿尔伯特招呼着，尽管他此刻的神情严肃而淡漠，但在见到伊莎贝拉的那一瞬间，似乎仍然有一丝笑意从他紧抿的嘴角逃逸出来，悄悄扩散到那双浅蓝色的眼眸中——就像一个刚刚得到人生中第一匹马驹的男孩，是的，康斯薇露的形容简直再准确不过了。

“是的，公爵大人。”她低沉地应了一声，率先走了出去。

作者有话要说：昨天，有读者提出想看看我当时学习这些历史的感受，那我就在这里简单谈几句，大部分都是昨天想要告诉大家的内容。

其实，在那些历史课上，我是一个刺头，就经常会非常直接地说一些美国的历史课上避而不谈的一些事实，也会经常跟大家做一些解释，因为美国人真的无法理解某些中国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我通常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美式傲慢”，即美国人有一套非常死板的美式价值观念，而他们会用这种价值观念去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甚至包括历史。我可以跟大家澄清的一点是，美国大学的历史课并没有妖魔化中国，大部分的时候，还算是蛮客观的，只是会有选择地避开一些内容，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历史的评价。

如果仔细想想，会发现在外国历史的教育上，其实“客观，回避，评价不同”也能套用在中国身上。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在与本国有关的历史教育上，每个国家都倾向于用黑白分明的阐述方式，尽管这本身就违反了学习历史的第一条定律——不要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过去。任何一个国家撰写的关于本国历史的历史书，会发现在谁是卑劣，谁是正义的问题上分得很清，描述的倾向性是很重的，然而一旦到了与本国历史无关的部分，却又恢复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当然这个客观性还决定于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

所以，当我在塑造伊莎贝拉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有意让她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了这种非黑即白的态度，因为在她目前为止所有遇到的历史事件中，美国都是以“我就是世界正义的中心”这一态度去描绘的，所以这自然会体现在她的观念上。但她作为美籍华人的身份会给予她辩证的看法，所以她的立场又不会像百分之一百的美国人那样坚定。

这种辩证性是我在儿童心理学课上意识到的。

当时，课堂上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女孩询问了教授一点，该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以一个健康的心态看待过往的历史，譬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恩怨，该如何让还孩子在认可墨西哥文化的同时，在以自己为一个墨西哥人自豪的同时，明白学校里教导的历史是有偏差的，而且在意识到这种偏差的同时，还要确保孩子能继续愉快地在美国生活下去。

很复杂，对不对？其实说白了就是第三代移民后代对自我和历史的正确认知的问题。然而这的确困扰着很多儿童心理学家，这造成了很多校园的欺凌事件，这是许多第三代移民的心理疾病的来源。而这在中国比较多的体现在日裔中国人身上，大家想想一个中国母亲要怎么在孩子接受日本历史教育的同时又让他明白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就明白这件事的困难程度了。

教授鼓励所有非美国人的学生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并且可以选择作为下一次presentation的议题。我截取了我的演讲中的一段，这大概能让大家明白我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亲身经历那些过去的历史，我们甚至没法重新再经历一遍我们的昨天，也不会一直赞同我们曾经做出的决定与观念，而这会告诉我们一点，即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们注视着的是一万多年前的壁画，还是20年的现代艺术作品，我们都没有办法切身地体会到正处于历史浪潮中的人们的想法，这就意味着，即便尝试着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历史，我们的眼光总是带有那么几分修正主义的色彩的，总会情不自禁地带入着如今的价值观念。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像是由冰冷的机器而写成的，那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历史学家就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对于那些过时了的把戏与手段的讥讽。我相信我的孩子当听到我说到这里时，就会明白每个国家在看待自己与其他国家历史时所展现出的不同态度，从而不至于轻易地被任何一股潮流而轻易地牵着鼻子走。他必须明白，真相从不藏在任何一方的说辞中，历史是一面多棱镜，任何一个角度都会照出不一样的模样，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

然后这个想法就体现在了伊莎贝拉的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