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率兵坚守昌邑，并派出一支奇兵出淮泗口，截断了叛军的粮道。叛军猛攻梁国，梁国向亚夫求救，亚夫拒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者请求景帝，景帝诏命亚夫出兵救梁，亚夫取孙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拒不奉诏。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形势变为对叛军不利。吴王打算西向，梁国守城，不敢冒进；进攻昌邑，亚夫高垒不战；叛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溃散。最后楚王自杀，吴王逃奔东越，后被东越人杀死。吴楚叛乱。3个月就被平定了。栾布率军至齐，很快就打破了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的联兵，四王全部伏诛。接着栾布回兵助郦寄攻赵，引水灌城，赵王自杀。至此，七国之乱全部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叛王封地做了一番调整，又乘平叛的余威，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并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秩位，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从此，诸侯王只能衣食王国的租税，不能过问行政，成为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藩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上得以解除。

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对内采取重农、薄敛、轻刑和教化的措施，对外则采取了继续和亲匈奴的措施。

景帝即位的次年正月，了解到了各地农牧资源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有的郡县却地广人稀，利于农牧，而当时政府不许人民迁徙，他于是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鼓励农人田作，同年又宣布减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国家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税一”，即立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为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景帝颇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轻刑也是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废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笞刑经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磔刑是当时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景帝把磔刑改为弃市。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应该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景帝在位期间，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维护安定，与民休息，使当时社会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与文帝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升平时代。

汉景帝所以能创下“文景之治”的政绩，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有关，也和他温柔敦厚、穆静仁慈的性格不无关联。

景帝共有14子，刘彻为太子，其余13子均封为王。景帝于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死在未央宫中，在位16年。终年48岁。景帝死去的当天，汉武帝刘彻即位。即位10日为父举行葬礼，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西南），谥号“孝景皇帝”。

第五章

汉武帝刘彻，西汉第五个皇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0年～前87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封建帝王。他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一改旧制，放弃汉初黄老“无为”政治，提倡儒家学术，实行多欲进取政治，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汉武帝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时代。

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立即下令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清除了窦太皇太后安插在朝内的所有亲信党羽，任命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此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终止了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政治，采纳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之说盛行全国，这对安定政局、约法省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继位，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汉武帝需要有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无为”思想。而儒家学说恰恰适应了这种要求，它博大精深，具有包含政治、哲学、教育、文学、伦理各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它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使它便于被统治阶级全面利用，尤其在升平时代以控制人民，更有适应性。

董仲舒应运而出，适应时代的要求，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这一时期新儒家的代表。他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他的理论，主张：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第二，强调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第三，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治。

汉武帝为独尊儒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接班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太学生数逐年增加，到西汉末已有1万人。这些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得力的维护者。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把教育体制与用人制度和统一思想协调起来，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

思想统一了，革新的绊脚石去掉了，汉武帝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由于武装立国等历史原因，汉朝到武帝时仍然是军人贵族政府。为打破这种局面，改变政府官员的构成，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并健全了由察举、太学、征召以及公车上书等组成的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在对外政策及措施方面，汉武帝雄才大略，他开疆拓土，威震四方，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帝国。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为以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种政治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给西汉边疆的吏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也给西汉的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汉武帝为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推行抗击和“征抚”的民族政策，他不断北伐匈奴，迫使匈奴北迁，出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使中国北部地区得到开发；派人出使西域，确立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平定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使今新疆、甘肃西部开始进入中国的版图，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鸭绿江流域。

汉武帝时广开三边，中外交往频繁，远方的奇珍异宝和各种高级奢侈品流入中原，更刺激了汉武帝的骄奢淫逸，他广设苑囿、宫殿，陈设布置穷极豪华，优礼外国使者、商人，招待赏赐无数。同时，汉武帝还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他先后出巡十几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北至朔方（今蒙古乌拉特前旗南）阅兵，向匈奴炫耀军威，南下登中岳嵩山，东巡海上，至泰山封禅，再沿海北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转向西沿北郡经九原（今蒙古包头西）折回长安。行程达18000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所费远远超过秦始皇。汉武帝继位之初，“人给家足”，府库充实，但经过几十年对外战争，“海内虚耗”。

随着岁月的流逝，汉武帝感到日渐衰老，便千方百计地寻求补救，迷信鬼神，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0年），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往来海上，见到过仙人，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并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表示不把他作为臣属。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一连串的挫折使汉武帝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他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征和四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出巡到山东海边，想到海岛上寻找神仙，在东莱海边等了10多天，看到大浪淘沙，无边无际，没法行船，只有绝望地回程，他边走边回顾往事，心中有无限感慨，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北）时，看到农民正忙着春耕，他便拿起耒耜，亲自到田里参加劳动。他到泰山明堂里祭祀时，对着天地神灵和大臣们自我检查。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斥退方士，汉武帝遣散了所有的方士。六月，搜栗都尉桑弘羊又请求汉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时，汉武帝下轮台罪己之诏，说明此前有人请求按人口增加30钱的赋税作为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痛苦，现在又请求到轮台驻军开田，这是“扰劳天下”的行为，“朕不忍闻”，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看到自己过去政策中失误；它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以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政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为“富民侯”，任命大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的“代田法”和先进农具，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媲美文景的西汉盛世。

不过，此时的汉武帝已经日落西山。为了汉家天下的正常延续，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在甘泉宫避暑时让人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见大臣图，把它赐给奉车都尉霍光，托付他辅佐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继位，并且逼迫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自杀于云阳宫，以免太后干政。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五柞宫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便在床前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国，金日石单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嘱咐他们同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次日，汉武帝去世。葬茂陵（长安西北），其陵东北有霍去病、卫青墓，东南有霍光墓。

第六章

汉昭帝刘弗陵，父刘彻，母“拳夫人”钩弋。8岁继帝位，18岁亲政，21岁逝世。虽说享年有限，在位时间却也不短；虽说在位期间多由大臣辅政，本身却也有些政绩。

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昭帝年满18岁，举行冠礼。按旧制，加冠之后，昭帝亲政，但军权大事仍委诸霍光。霍光执掌大权不专权跋扈，君臣相安无事。“成王不疑周公，昭帝委任霍光”，成为历史美谈。

在昭帝和霍光的治理下，汉帝国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中兴”局面。

亲政后的第三年夏四月，昭帝暴病而亡于未央宫，年仅21岁。他被安葬在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他的谥号曰“昭”，意思是“圣闻周达”。

第七章

汉宣帝刘询，小名病已。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父史皇孙，母王氏。虽说他是名正言顺的皇亲，又出生在皇宫，却长大在民间，有着坎坷的少年经历。故此，他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比较了解，这在皇子们中间是十分突出的。

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是由秦始皇创其始，汉武帝毕其功的，汉宣帝时又进一步巩固发展。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侵略乌孙，乌孙向汉廷求救。汉宣帝派田广明等5将军出塞2000余里，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共动用了20万兵力，这是汉武帝之后对匈奴采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后，匈奴衰耗，边境少事。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迫于汉朝的威力，匈奴日逐王归附汉朝，汉军占据了车师，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汉宣帝任用熟悉西域事务的郑吉担任西域第一任都护，兼护南北两道36国，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政治统治。汉宣帝还将屯垦区扩大到了乌孙的赤谷城，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当乌孙内部发生动乱时，他派长期生活在乌孙、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冯缭为使节出使乌孙，排解了乌孙贵族内部的矛盾。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表示归服西汉中央政府，汉宣帝隆重接待，并举行有数万少数民族参加的盛会，来显示西汉王朝民族间的团结，给呼韩邪单于以深刻影响。宣帝又派兵护送呼韩邪单于到光禄塞下，资助谷米数万石。从此，汉匈之间结束了长达150多年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匈奴呼韩邪政权对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同时也密切了塞北各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宣帝以后数世，北方边境不见烽火之警，牛马布野，人民蕃盛，一片和平景象。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名将赵充国率兵平息了西羌族的叛乱，并留兵屯田湟中，置金城属国管理归附的羌族各部落，加强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羌的控制。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终年42岁，谥号“孝宣皇帝”。子刘奭继位为元帝。

第八章

汉元帝刘奭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岁时宣帝即位，9岁时被立为太子。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27岁的刘奭即位。元帝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刘奭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姬妾美人众多，可他独宠司马良娣。她去世以后，元帝不近众姬妾。后来，在其父宣帝和皇后的撮合下，选美女王政君入宫。一夜之伴，怀上刘骜。刘骜诞生后，宣帝非常喜爱，亲自给他起名为骜，字太孙，常留在身边玩耍。元帝即位后，立刘骜为太子，诏命史丹辅佐太子；立王政君为皇后，但王政君很少能够亲近元帝，元帝并不爱她。而太子刘骜年少时喜好经书儒学，为人宽博谨慎，后来却贪婪酒色，沈于燕乐，元帝感到他越来越没出息，也就不那么宠爱了。

元帝晚年得病，不亲政事，贪图安逸。他不喜皇后和太子，而爱宠妃傅昭仪和其子刘康，遂生易储之念。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重，傅昭仪和刘康常侍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稀得进见。元帝几次问尚书关于景帝废栗姬所生太子而立胶东王刘彻的旧例，打算效仿故事易储。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和刘骜长舅卫尉王凤日夜忧愁，不知如何是好。史丹是元帝的亲密旧臣，能入禁中看望元帝。他乘元帝独寝时，径直闯入卧室，跪在元帝面前哭诉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立为太子，已经有10多年了，名号印入百姓心中，天下无不归心。现在见定陶王受陛下深宠，纷传陛下打算易储，道路流言，满城风雨。若果有此事，公卿以下的满朝群臣必定以死相争，拒不奉诏。愿陛下先赐臣死，以示群臣。”元帝本为仁柔皇帝，不忍见爱臣伤心流泪，又觉得史丹言辞恳切，深受感动，怆然太息说：“寡人的身体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然而太子和两王年少，欲去又留恋，怎能不挂念呢？不过，却没有易储的打算。况且，皇后是个宽厚谨慎的人，先帝又喜欢骜儿，我岂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闲话呢？”史丹借着元帝的话茬，连连叩头说：“愚臣妄闻胡说，罪该万死。”元帝说：“我的病日益沉重，恐怕不能好了。尽心辅佐太子吧，不要让我失望。”从此，元帝打消了易储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