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深圳后，两人租了个仅仅八平米的小房子，非常简陋，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什么都没有。住在筒子楼里面，做饭在走廊，洗澡上厕所都在公共卫生间。

把房子敲定的第二天，其才就去找吴老板了。兮倩则到地摊，旧货市场去淘了各种生活用品，还在路边采了一束小野花，回家插在小小的玻璃瓶里，这样。整个房子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气息。

安顿好了家里之后，兮倩就想着要怎么开始工作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绝大多数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的，宁愿守着一个即将倒闭的工厂过一辈子，日子紧紧巴巴地，也不敢或不愿走出去单干。他们甚至认为干个体是件非常耻辱的事情，只有自己在集体中才是光荣的，即便是大家一起穷。兮倩和其才，之前也是从来没想过要离开集体的，但是，命运既然把他们推到了这里，首先，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也必须要努力去做。仅仅26岁的兮倩，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她相信自己，再大的困难都难不倒她的。

兮倩到街上去晃荡，寻找各种可以谋生的机会，和销售员，洗碗工，甚至保洁员去攀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收入。这些工作都很累，几乎要工作一整天，而且收入非常低，甚至都不到以前她在文化局工作的一半。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马上就投入了各种工作状态。

每天早上出去找机会，打零工。有时是穿着笨重的企鹅服，扮作企鹅在商场门口招揽顾客；有时是接一批单，在大街上售卖各种小用品；有时是赶到报刊亭以低价进购一天的报纸，向来来往往的行人兜售报纸。但每天下午，无论怎样，她都要结束自己一天的工作，赶回家去做晚饭，一菜一汤，两人吃得很舒心。其才问她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兮倩就说自己在家看看书啊，写写东西啊，其才说看看她写的，她就推说等写完了再给她看。兮倩问其才的工作进展怎么样，其才也说研发工作进展得还比较顺利。

这天，兮倩在大街上卖报纸，之前卖过一次，一天卖掉了200份，一份挣五分钱，一天也可以挣10元，足够两人一两天的生活费用了。

下午四点，兮倩急着要把手里积压的报纸都处理掉，于是准备便宜卖。这时，一位大叔走过来问报纸价钱，兮倩赶紧说：“平时卖三毛，现在卖二毛五。“

“都下午了，还卖二毛五呢。“那人说着就要走。

“要不，两毛吧。这是周报，不是日报。“兮倩赶紧跟上他。

“不要了，不要了。“那人匆匆走着。兮倩跟在后面也走了几步，看他实在没有要买的意思就停下来了。每天，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兮倩已经由刚开始的不好意思，到现在可以大声兜售了，劳动不可耻，自食其力很光荣，她告诉自己，鼓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