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任何制度都是紧于始，疏于末，到了明朝中后期，什么“寄籍”和“游寓”也就让这种“民安于籍”的管理摇曳了，花点小钱就可以四处“游荡”。

但到了崇祯年，甚至是万历、天启年，因为饥民四起，各地州府又开始重新重视路引，以阻拦流民入城。

此时等候在城门外的灾民数量约两三百之间，大多拖家带口，明知道入城是奢望，但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每日守候在城门前，寄希望某天官老爷忽然间大发慈悲，收容灾民入城。

唐三贯看着那一张张木然呆立的脸，微微低头，快步走向守城兵卒，拿出襄阳县颁发的“医籍”证明。

两名兵卒查验医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随便问了几句，便放他入城。

在他身后，是一张张羡慕的眼神。

早晨的襄阳城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喧闹，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但从沿街店铺之多就可以看到日升后的繁华。

走过东亭照牌坊，有带子、子巾、大小鞋帽、松串、簪棒、白货等铺面招牌。折向东路巷，有刚刚开门的牙子、汗巾、铸铜簪扣店铺，再上中门大街，是铜匠、成衣、烧酒、皮金、杂货、药材等铺。

王若莆王守备的宅子就在中门大街的背后小巷，距离县衙门不到一里地，属于这个时代的黄金住宅地段。

微雨已停，唐三贯收伞，在地上磕了磕，在门前缓步徘徊。脑子里在琢磨着王若莆这个襄阳守备。在他的记忆力，襄阳重镇在明末历史上的确留下深刻的烙印。张献忠1639年奇袭襄阳，杀襄王；李自成43年襄阳称王。

但是，他在历史记载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襄阳文武官战争和抵抗的记录，各种文字记载里鲜有襄阳守将，知府的大名，唯独留下杨嗣昌的耻辱和朱翊铭的一颗头。

这证明，这座城市里，在明末没有出现任何名将或气节名臣，明王朝三百年无割地赔款，拒纳贡和亲；天子守国门，文武死社稷，士大夫以气节相激励。仅辽东便阵亡近二十总兵，文臣与城皆亡比比皆是。

在这个凸显刚烈气质的明王朝里，襄阳城算得上是个另类和耻辱。

明代的军制属军屯制，分军户的军兵。军兵又分守军和战军。守军的将领即总镇（镇守）、分守、守备、协守，以及各种类似的职务。战军则有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

文官襄阳知府是五品衔，武弁守备当然也是五品衔。